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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忠孝中的两难抉择【求医】

发布时间:2021-01-14 16:45:05 阅读: 来源:臭味剂厂家

家国、忠孝中的两难抉择

发生于公元554年的江陵保卫战是南北朝时期一场重要的战争。王褒在这场战争中的降敌行为也成为了他备受后世诟病的缘由。但是。在整个降敌的过程中。其实梁元帝萧绎才是降敌的最终决策者。王褒只不过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而已。在是否降敌这个问题上。王衰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挣扎。他的最终降敌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

关键词:王褒;降敌;原因;心态

王褒(512——575年),字子渊,祖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王褒是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家、书法家,在梁朝时曾任吏部尚书,并且在江陵保卫战中被元帝任命都督城西诸军事。关于王褒在江陵保卫战中的表现,史书有不同的记载,本文试图通过对历史原材料的梳理、比较,厘清王褒降敌的历史真相,并从家风、士风的角度入手,探讨王褒降敌的原因和心态。

一、王褒在江陵保卫战中的表现及其降敌的经过

关于西魏平江陵及王褒降敌的经过,《周书》、《北史》、《南史》、《资治通鉴》均有记载,但这四部史书对王褒在江陵保卫战中的表现的记载不尽相同。《周书·王褒传》认为王褒在战争中已经尽了“忠勤之节”。在战争的前期他受命都督城西诸军事,“深自勉励”,但由于朱买臣等人的战败,他被贬为护军将军。城陷之后,他“犹欲固守”。王褒之所以降敌,完全是因为元帝已经出降,他迫于无奈,才与众人一起降敌。《北史·王褒传》的记载基本与《周书》相同,只是稍微简略,但仍然认为是元帝先降,王褒随后才与众人一起降敌。《南史·梁本纪下·元帝纪》则认为王褒在是否向西魏投降这件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他的建议,元帝才没有接受谢答仁的提议,突围去投奔任约,而是让王褒带着皇太子作为人质向西魏投降。《资治通鉴》是这四部史书中对江菠保卫战记叙最为详细的。据其记载。公元554年西魏大军南征。十一月初一。魏军渡过汉水,占领江津,切断了元帝东逃的道路。初二。元帝授命胡僧佑都督城东诸军事,王褒都督城西诸军事,全面备战。初五,魏军兵至栅栏前。十五日,粱军栅栏内失火,烧毁了几千家民房和二十五座城楼。十八日,信州刺史徐世谱、晋安王司马任约等在江陵南岸的马头修筑城堡。远远地作为声援。二十六日。王褒、胡僧佑、朱买臣、谢答仁等开门迎战,都败了回来。二十九日,胡僧佑被流箭射死,内外城军民惊惶失措。魏军倾巢而出猛攻栅栏,有反叛的人打开西门迎接魏军进城,元帝和太子、王褒、谢答仁、朱买臣等人退守金城自保,派汝南王萧大封、晋熙王萧大圈为人质,到于谨军中去求和。俄后,元帝人东阁竹殿,焚书毁剑,又命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书,此时谢答仁力劝元帝突围去投奔任约,而王褒则主张降敌,元帝最终信王褒而远答仁,答仁气得吐血,只好离去。于谨接到降书,要求太子当人质。元帝就派王褒送太子去。于谨的儿子知道王褒书法很好,就给他纸和笔,请他写字。王褒写下了“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几个字。

那么这四部史书的记载。以哪部最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呢?王褒在江陵保卫战的表现究竟如何呢?我认为《资治通鉴》的记载是比较详尽具体的,其他的史书也从某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真相。在战争的初期,王褒应该是如《周书》所载,一旦被委以总戎,则深自勉励、尽忠勤之节的。但是随着朱买臣的战败,胡僧佑的战死,他看清了战争的形势,他知道梁朝根本没有战胜的希望,于是他主张降敌。但是,王褒并不是降敌的最终决策者,从《资治通鉴》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梁元帝知道自己大势已去。所以焚书毁剑,并且下令让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而此时有“主逃”和“主降”两派。在这里,梁元帝显然是属于主降派的,他明明知道逃跑之事“事必无成。只增辱耳”,却还要拿这个问题问王褒的意见,其实只不过是想得到大臣对他投降行为的肯定而已,而王褒因揣度圣心,知道元帝想投降,所以在表态的时候,就顺着元帝的意思,说出了“不如降也”的主张。他这一说,就成了卖国求荣的千古罪人!因为,在封建伦理道德里面,可以有亡国之君,却不允许有卖国之臣,忠臣理应是为君主战死沙场的,而王褒竟然主张降敌,岂有不成千古罪臣之理乎?既然王褒主张降敌,已是千古罪臣,那么剩下的一切卖国行为也都由他来执行了!于是,当于谨要求以梁太子作为人质时,王褒只得再当一回历史的罪人,亲自把太子送到敌军之中。或许,从整个历史事件的表面记载来看,王褒是主动要求降敌的,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是被掩盖在纷繁的表象之下的。在整个降敌的过程中,我认为,梁元帝萧绎才是降敌的最终决策者,而王褒只不过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而已。或许,在王褒的心里,他也是认同这政策的,也仅仅是因为这点认同,他才背负上了卖国求荣的千古罪名!至于《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上记载的王褒见于谨之子写下了“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几个字,虽然我们查遍南北朝诸史,也找不到同类的记载,但是,从王褒当时的行为和心态来看,我认为司马光的臆测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二、王褒降敌的原因及心态

上面探讨的主要是王褒在江陵保卫战中的表现及其降敌的经过。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王褒认同梁元帝的降敌政策,进而说出了“不如降也”的主张呢?他的这种降敌选择都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呢?我认为:

王氏家风的影响是王褒选择降敌的主要因素。纵观琅琊王氏三百年余年的家族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大多都抱有积极进取的人世心态,具有高超敏锐的政治眼光,他们善于在易代之际,为个人和家族的发展攫取最大的利益,为了达到此目的,他们审时度势、与时推移、应时而变,甚至不惜背上“贰臣”的罪名。江陵保卫战,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场失败的战争。王褒作为南朝负责这次抗战的主要将领之一,或许在战争的初期对战争形势还没有太清楚的认识,但是当朱买臣战败、胡僧佑战死之后,他知道梁朝战败只是早晚之事。如果他再坚持坚决抵抗,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国破家亡,甚至灭门之祸,而如果他顺着元帝的意思,主张降敌,那么就算是国亡了,他的家也还在。他虽然不能在这次降敌事件中为个人和家族的发展攫取最大的利益,但是,至少他没有愧对王氏的列祖列宗,因为他保证了家族的延续,在“国”与“家”、“忠”与“孝”的抉择中,他选择了后者。或许。在后世正统史学家的眼中,他是一个卖国求荣的千古罪臣,但是,从琅琊王氏家族发展的角度来看,他却是绝对的“忠臣”、百分之百的“孝子”。正是他的降敌主张,避免了王氏的灭门之祸。正是他宁愿当“家奴”的合作行为,为王氏家族在北朝的发展赢得了政治资本,也为王氏家族在唐朝能够继续成为宰相名门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实在王褒的内心深处,他何尝不为自己的降敌行为挣扎、后悔?又有谁愿意当历史的罪人呢?但是,当真正面对抉择的时候,个人懦弱的性格和人性中顽强的求生意志相比是不堪一击的。个人的荣辱与整个家族的传延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于是,求生意志战胜了懦弱性格,家族传延打败了个人荣辱,他成为了国家的罪人,却成就了家族的繁衍;他失去了精神的崇高,却得到了肉体的残延。降敌,表面看来是一个历史事件,向我们展现的却是诗人内心痛苦的灵魂挣扎。

六朝士风的影响是王褒选择降敌的重要因素。六朝是我国朝代更迭非常频繁的时期,也是我国忠君观念最为淡薄的时期。在士族们看来,朝代的更迭只不过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权力斗争的结果。曹魏经由篡汉而来,司马氏则因篡魏而有晋,(历史论文 www.lishixinzhi.com)接下来的刘宋、萧齐、萧梁,也无不是经由杀戮或篡夺而建立。所以。现实的政治斗争并非如儒学先圣所说的那样具有鲜明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在门阀制度已经成形的南朝,世家大族为了维护门第,只要在易代之际,弃暗投明,以家族利益为重,处理好与新王朝的关系,就能继续享有他们的政治特权。所以他们无须留恋旧政权,在新兴政治势力与旧皇权发生冲突时,他们也往往是从家族利益出发来考虑站在哪一边,而不受忠君观念的束缚。因为,凭着家族的门第,在新的王朝下他们照样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对于六朝士族这种先家后国、重孝轻忠的观念,史学家们早已有过许多精辟的探讨和批评:萧子显的《南齐书·王俭传》说:“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忠臣无殉节者”条则曰:“盖自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且转藉为迁官受赏之资。故偶有一二耆旧,不忍遽背故君者,即以喷喷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的君父先后论》中认为:“后世往往不满于五朝士大夫那种对于王室兴亡漠不关心的态度,其实在门阀制度下培养起来的士大夫可以从家族方面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而与王室的恩典无关,加上自晋以来所提倡的孝行足以掩护其行为,因此他们对于王朝兴废的漠视是必然的,而且是心安理得的。”他们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六朝时期由于门阀制度的盛行,家族在士人的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此期的士人非常看重家族和个人的孝行,而对国家和忠君等观念则相对的淡薄。士人们根本没有后世士大夫那种以身殉国的忠义感,对于许多先家后国,甚至为了家族而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他们也都默然赞同。王褒身处这种大环境下,也必然地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和同化。

战争形势的失利和谢答仁、任约等人的不可信任也是王褒选择降敌重要原因。如果说在战争的初期,王褒还表现得相当尽职的话。那么当朱买臣战败,王褒因为督战不力而被贬为护军将军的时候,他的作战意愿就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而在他被贬后的不久,抗战的主将胡僧佑也因身中流矢而阵亡,这就使他更清楚地看到这场战争必败的结果。既然战败已经是必然的结果,那么趁早投降,减少无谓的牺牲或许是最好的选择。此外,谢答仁、任约的不可信任也是王褒选择不支持元帝突围,而主张降敌的重要原因。谢答仁和任约原来都是侯景手下的猛将,只因侯景战败,才转而投降梁朝。但是,他们其实都不可靠,他们都是元帝因手头上没有将领可用,临时从监牢中释放出来起用的。特别是任约,更是一个“枭声不悛,戎羯贪婪,狼心无改”啕的叛逆之徒,在魏军平定江陵之后,敬帝继位,任约被加封为征南大将军,但他还是起兵谋反,帮助北齐军队攻击后梁,最后叛梁入齐。另外,在侯景之乱中,任约还杀害了王褒岳父之孙萧嗣。对于这样一个杀害姻亲的仇人,试问王褒又怎么会赞同去投奔他呢?谢答仁因为在江陵保卫战中已被杀,所以见诸史书的记载并不多,但是,他与任约同为侯景的枭将,又一同讨伐武陵王萧纪,可见他们是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如果他不是在江陵保卫战中被杀,极有可能会去投靠任约,那么最终也可能是与任约一样干一些卖主求荣的勾当。在这样的情况下,王褒认为,与其去投奔与自己有杀亲之仇的枭雄,不如向西魏军队投降,这种选择应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后来的历史也向我们证明了任约的确是—个卖主求荣的奸雄。

梁元帝残忍、猜忌的个性和对王褒的不信任也是导致王褒选择降敌的一个重要因素。梁元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南史·梁本纪下·元帝纪》就说他:“性好矫饰,多猜忌,于名无所假人。微有胜己者。必加毁害。帝姑义兴昭长公主子王铨兄弟八九人有盛名。帝妒害其美,遂改宠姬王氏兄王珩名琳以同其父名。忌刘之遴学,使人鸩之。如此者甚众,虽骨肉亦遍被其祸。始居文宣太后忧。依丁兰作木母。及武帝崩,秘丧逾年。乃发凶问。方刻檀为像,置于百福殿内,事之甚谨。朝夕进蔬食,动静必启闻,迹其虚矫如此。”“内积猜忍,外崇矫饰,攀号之节,忍酷于逾年。定省之制,申情于木偶。竟而雍州引寇,衅起河东之戮。益部亲寻。事习邵陵之窘。悖辞屈于僧辩,残虐极于圆正,不义不昵,若斯之甚。而复谋无经远,心劳志大,近舍宗国,远迫强邻,外弛藩篱,内崇讲肆,卒于溘至戕陨,方追始皇之迹,虽复文籍满腹,何救社庙之墟。历观书契以来,盖亦废兴代有,未见三叶遘愍,顿若萧宗之酷。”他的这种残忍、猜忌的个性,难免使王褒有伴君如伴虎的危机感。其实,正如上面所述,整个降敌政策,梁元帝萧绎才是真正的决策者,王褒只不过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和赞同者而已。设想一下,如果王褒明明知道萧绎已经有了降敌的决定,而他还要坚持抗战,那么,以萧绎猜忌、残忍的性格又会怎样对待王褒呢?另外,史书虽记载萧绎对王褒“深相委信”,但事实并不尽然。从迁都问题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萧绎并不重视王褒的意见,王褒在朝中虽然步步高升。宠遇日隆,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实权。萧绎之所以厚待王褒并把他吸收到内阁中去,是基于怀柔建业贵族官僚,并期待得到他们合作的意图。在侯景之乱以后,王褒过的是与主流派江陵贵族对立和终日危惧元帝猜忌的生活。王褒似乎也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宠遇日隆。“愈自谦虚,不以位地矜人”。经过上次的迁都事件,王褒已经对萧绎猜忌、剐愎自用的性格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深知萧绎根本不会听信他人的意见,既然圣心已经主降,而降敌于己虽说有辱声名,却能保身全家,两害相权取其轻者,所以王褒也就顺从圣意,说出了“不如降也”的主张。

上面探讨的主要是王褒在江陵保卫战中的行为和心态,以及影响王褒选择降敌的诸多因素。但是这种探讨是不全面的,我们永远无法还原历史的全部真相。或许,王褒当时内心的想法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影响王褒降敌的因素也不仅仅是上面列举的几种,他个人性格的软弱,他的宗教信仰,甚至敌人的诱降,也有可能影响到王褒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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